IDC：2021下半年云专业服务市场稳健发展，同比增速为26.8%
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已约有655次地方政府破产案例，日本也已有884个地方政府宣告财政重整。
此次修宪所涉及的各项重要内容中，关于保障宪法实施、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安排尤其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法治意义，也让我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有着更乐观的展望。但不同的情绪却都是在从不同侧面形塑着共同体的共识。
当然，想要理解宪法本身，也不能脱离历史的视角。中国制宪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如何实施宪法，避免重复历史上忽视宪法的错误，是当下必须深思的问题。作为宪法史著作，《新中国宪法发展70年》仍然以重要的宪法文件（也就是《共同纲领》和之后的四部宪法）为纲要，但将这些文本的制定、运行、局限、影响等等都置于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宪法也如一面军旗，受到更多刀伤及弹孔之侵犯，更会显出它的荣誉和神圣。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这样总结我国宪法发展的历史经验：往前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以来６０多年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
我国的现行宪法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制定出来的，是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我想，这固然是一个学者的理论雄心的体现，但更体现着对中国宪法道路的信心与热情。如果有效期不能延续，那么中止的意义就仅仅具有暂停许可的功能。
四是临时性许可可以针对特定群体，比如已经获得某种许可的被许可人，在达到相对宽松的条件后，即可获得新的临时性许可。对于前者，行政许可机关应当给予补偿。有学者认为，《行政许可法》并未规定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只是体现了信赖利益保护的理念。为体现对被许可人利益的保护，延续相关许可的有效期就具有正当性。
第一，应急状态并非法定状态，目前缺乏法定的宣告主体、标准、程序与效力的规定。与学理认识不同的是，从《宪法》将决定和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赋予如此高阶的国家机构来看，宪法层次上的紧急状态是事态已经严重到非国家统一安排而不足以应对的极端严重程度。
应急状态结束后，相关许可的有效期应予延续，无法延续的可给予适当补偿。有学者就认为：延续后的许可证不是一个新的许可证，还是原来的许可证，许可证内容和证号不变，只不过有效期被延长而已。如果被许可人认为出现许可中止的事由，可以请求许可实施机关作出中止决定，并可请求恢复并延续许可有效期。许可中止并无相对应的终局行政行为，其效力是确定的而非待定，法律效果也是直接的。
第三，有效期延续属于应申请行为，如果被许可人不主动提出，许可实施机关不能依职权延续。三是临时性许可往往是一次性的，可以不适用许可延续制度，到期后自动失效。（一）应急状态下的许可标准 任何一项许可，只有明确列举了应当达到的条件，相对人才能针对性地提交申请材料，许可实施机关才能在条件之内予以审查评价。如果是因为修法的原因，还要满足受益人尚未使用受益或尚未受领以该行政行为为基础的给付。
[17] 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特鲁特：《设备法中的国家风险管理——来自德国的报告》，胡博砚译，载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页。但是，应急监管措施不能过度限制被许可人合理的许可存续利益，法律保留与比例原则具有适用空间。
由于许可的设立与实施的关系紧密，本文最后讨论是否需要创设符合应急状态需要的新许可以及如何创设的问题。[18] 张卿：《行政许可：法和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
不废止该行政行为将危害公共利益。其中，监测与预警工作主要由国家机关开展，不具有对外设定许可的必要性。具体被许可人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个案裁量的请求，而不执行统一的行政决定。而对于行政机关具有概括的许可实施职权，但对应急状态缺乏预见性规范的情形，则可以在满足基本的形式合法性前提之下，通过情事变更原则来满足实质合法性的要求。[30] 2.应急状态下行政许可如何废止 按照《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2款，行政许可撤回（废止）的适用情况是：许可已经生效。此时，如果被许可人存在过错，那么适用中止制度不过仍是行政处罚。
但在应急状态下，应急措施的持续化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形式法治之外，使其面临要么违反成文法、要么正当利益无法得到成文法支持的风险。但是，自紧急状态入宪以来，决定或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尚未得到应用，紧急状态的决定标准、程序与效力等问题也缺乏法律依据。
五是临时性许可可以突破行政许可的应申请特征，允许行政机关主动征求相对人是否同意的意见，进而依职权的授予许可。[34]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
第二种情况是，如果行政行为附有负担，但相对人没有履行或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亦不适用信赖保护。[15]达到许可条件未必符合许可标准，因为许可实施机关可以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设置具体标准并予以调整。
许可中止的事由消失后，许可的效力应当自动恢复，但不是自行恢复，需要由有权机关作出决定。[9] 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十三版），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68页。许可中止行为应当是要式行政行为，中止的开始与结束均应由许可实施机关作出书面决定。为了尊重行政行为存续力，行政行为的废止必须慎重为之，必须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
二是裁量权的行使不能超出合理性的界限，需达到完全不可实现许可目标或者许可继续实施极可能导致严重的个人或公共利益损害的程度。有的下位法对此作了细化，如《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未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申请的，邮政管理部门可以不再受理，赋予了行政机关以受理的裁量权。
[25] 赵宏：《法治国下的行政行为存续力》，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例如，在作出最终行政处罚决定前发出的预处罚决定书。
紧急状态是一种具有宪法和法律地位的法定状态。二是相对人提出许可申请后，行政机关如何受理和审查。
[8]与民法不同的是，公法上适用这一原则的价值目标应当是维护公共利益，符合诚信原则的要求。行政许可废止属于行政行为废止的具体形态。此外，如果就许可是否中止产生争议，双方亦可诉诸行政争议解决程序，在处理与行政行为有关的争议或纠纷过程中，司法机关、复议机关或行政行为做出机关在必要时可依申请或依职权宣告行政行为效力中止[23]。应急状态始于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采用法定应急处置措施，其结束则以政府作出恢复正常秩序的决定为判断依据。
实际上，行政许可制度应当成为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方案之一。另一方面，如果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具有临时性而未呈现持续状态，那么这些措施也可以援引《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其他单行法予以支持。
比如对地质灾害的处置救援，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地质知识、救助能力和物质装备，开展救援就只能靠意识和自觉，甚至带来新的风险。为更好应对应急状态，应当根据应急状态各处置阶段的需要，创设新的许可类型。
废止许可应当考量两方面因素：一要有法规范的明确依据，或者行政许可附带撤回权的保留。但作为学术概念，废止的学理历史更加久远，仍有学理讨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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